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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中国要对本国和历史负责而非对西方活动家短视私利负责

                     作者:梅新育  来源:梅新育论衡 

这篇文章写于2014年,本来是应《环球时报》稿约所作,结果写了几千字,只抽出一小部分改写刊发在《环球时报》上,其余的没有刊发。对比此文写作后4年来的发展,我想,我在这篇文章中表述的许多看法已经被事实证明。在此强调文中以下观点: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毫不留情地镇压暴力恐怖分子及其思想导师,同样是对维吾尔民族负责。占中国人口1/130的维吾尔族倘若被某些势力“成功”拖上自我倒退的歧途,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和对于维吾尔族族群的影响,程度绝无可能等量齐观。最后重申: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就在那里,日益膨胀;面对日益清晰的“三股势力”共同威胁,西方国家是为了某些政客和活动家短视私利而牺牲自己的长期根本利益,还是幡然醒悟,改弦易辙,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合力应对,悉听尊便。即使没有西方国家配合,即使西方国家干扰掣肘,中国自己也有决心、有能力把镇压“三股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未知西方社会所谓“精英”之辈,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此远见胆略否?

中国要对本国和历史负责而非对西方活动家短视私利负责

梅新育

自从中央民族大学前教员伊力哈木因分裂主义言行而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以来,某些国家某些势力围绕此事的鼓噪就未曾消停,这回跳上前台表演的是一班在西方国家活动的不甘寂寞的所谓“作家”,他们借道英国《卫报》发声,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伊力哈木。然而,中国自有中国法度,任何人的民族成分、职业都不能成为逍遥法外的理由。东突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恐怖案件数量之多、行为之灭绝人性、受害者之众,世人有目共睹,即使在昆明屠杀之后企图对其性质含糊其辞、蒙混过关的美国政府,最终也不得不明确承认那就是赤裸裸的恐怖屠杀,不得不派遣其外交官在“头七”之日到屠杀现场献上花圈,长期公然灌输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思想、挑唆煽动分裂主义行为的伊力哈木之流对此有着不可抵赖的责任,无论怎样天花乱坠的辩白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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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油田

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中国政府决策者及其强力部门要对什么负责?要对中国国土完整、国民生命财产安全负责,要对历史负责,而不是对西方几个鼠目寸光、信口雌黄的政客作家之流短期私利负责。堂堂泱泱大国,岂能听任几个外国无知无识无胆无略又好出风头之辈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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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和田,经过反三股势力斗争,她们才得到穿漂亮衣服和唱歌跳舞的权利

具体就新疆事务而言,新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新疆,不是伊力哈木之辈的新疆。“他族逼处,故土新归”,故曰“新疆”;须知早在维吾尔民族前身回纥部族形成和迁入新疆之前将近千年,中国中原王朝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民政管理,大批汉族居民在这里生息、劳作千百年,即使南北朝时期天翻地覆的战乱也未能打断,玄奘法师西行求法时在今日新疆和中亚就途经多处汉族城镇,居民都是汉晋移民后裔。于阗王国李氏王室王统至少可以上溯到汉朝时的土著,其姓名、服装、政制、文字等等也在千百年的耳濡目染中全面汉化,即使在安史之乱后与中原王朝中央政权地域隔离,中原板荡,仍然奉中原朝廷正朔数百年而不改,听闻宋王朝重新一统中原时为之欢欣雀跃,直至最终在残酷的“圣战”攻击下覆亡。今天,在这块土地上的户籍居民中,汉族与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都是40%出头,还有百分之十几为其他民族。此外,新疆还有大量常住人口来自内地,没有新疆本地户籍。伊力哈木和其它东突分子将新疆视为维吾尔一个民族的禁脔,在日常生活中也丝毫不掩饰企图凌驾于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头上的观念,不仅没有依据,更违背起码的现代文明准则。

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毫不留情地镇压暴力恐怖分子及其思想导师,同样是对维吾尔民族负责,这一点不因东突暴力恐怖分子及其思想导师们打着维吾尔民族的旗号而改变。须知,无论中央政府如何要求不把暴力恐怖行为与特定民族挂钩,无论某些人如何辩护,接连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了维吾尔族的形象,损害了维吾尔族同新疆、同全中国其它所有民族的关系,这对于维吾尔族自身的生存发展是福是祸,无需赘言。

在不少国家,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处境的恶化与民族宗教冲突之间已经形成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部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将自身的某些不如意归咎于大民族、大宗教,诉诸民族宗教冲突暴力手段以求改变现状,甚至单纯泄愤,且这些极端做法往往打着“维权”之类旗号,令某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实施极端行为时倍感“理直气壮”。如果领头这么干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那么,民族宗教冲突将更频繁,更暴烈。但这种诉诸民族宗教冲突的暴力手段反而从两个方面损害了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自身:一方面,主流社会、大民族因此滋长了对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不良看法,民间投资和就业机会对其避而远之,对政府也颇多怨言;另一方面,这些冲突又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备感不安全,迁居本民族本宗教信徒聚居区,结果使得自己更加孤立,减少了族际交流的机会和就业机会,损害自己发展的前景。这样一来,这些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也就不能不更加依赖那些领头闹事“维权”的所谓民族、宗教“领袖”,他们那源于贫困和其它不如意的内心不平愤懑也积累更多。如此反复,某些民族、宗教“领袖”地位的上升与其所在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整体状况的恶化相互促进。

维吾尔族是否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呢?伊力哈木、热比娅之辈不遗余力的煽动组织,就是把维吾尔族拉向这个深渊。我们已经目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德意志民族、大和民族走上邪路而几乎自取毁灭,我们正在目睹极右势力努力将日本重新拖入邪路,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维吾尔族就没有被某些势力拖上歧途而永久沉沦的风险,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阻止形成这种某些自封维吾尔民族、宗教“领袖”名气地位上升与维吾尔族整体状况相对恶化相互促进的循环。占中国人口1/130的维吾尔族倘若被某些势力“成功”拖上自我倒退的歧途,这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和对于维吾尔族族群的影响,程度绝无可能等量齐观。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谔谔;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群体,都是如此。

从更长时间跨度、更大背景上考察,自从清王朝平定新疆、近代维吾尔各社区部族纳入统一中国以来,维吾尔民族取得了在昔日孤立封闭状态下不可能取得的长足进步:

政教分离;昔日在伊斯兰教法下被视为个人与家庭光荣行为的同态复仇之类行为受到有效禁绝,权贵不再能够杀害平民而不受惩罚;[1]文化教育普及;经济进步;……

这一切进步意义之重大,看看穆斯林移民增多的今日美欧社会如何困扰于日益增多的“荣誉谋杀”问题,正常人就不难理解。

作为统一的中国国民,维吾尔族得以从昔日聚居的南疆一隅扩散居住到北疆乃至内地,人口从乾隆时期的20万人增长到了今天的1000万;[2]南疆绿洲上一个个各有其名的分离部族、社区,直到民国时期的1930年代才开始具有“维吾尔”这样一个比较统一的民族名称,[3]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又把塔兰奇人、刀郎人、罗布人等以前认定的单独族群也划入目前所称的维吾尔族范畴。[4]脱离这样一个母体,固然可以满足一小撮野心家个人的名利欲望,但对维吾尔民族自身难道真有好处?乌克兰、波黑……,许多分立出来的国家已经给世人提供了足够的反面教训。

读史可以明智。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之前,南疆地区维吾尔社会实行了具有较高自治权利的伯克制,但恰恰是这种自治程度较高的制度在维吾尔社会内部制造了严重的阶级对立。由于伯克利用自己的权利压榨维吾尔民众,夺人妻女、独占农地用水、肆意增加“燕齐”(专属佃户)的现象不时发生,导致清政府旨在减轻回疆民众负担的大幅度减税等德政无法落实到基层普通维吾尔民众,维吾尔普通民众的财政负担反而加重,“民之畏官,不如畏其所管头目”。[5]尽管清政府驻在大臣存在不法行为,但他们的不法行为大多要通过维吾尔族伯克之手方能得逞,比起这些异民族异教徒统治者的压榨,维吾尔族伯克对民众的压榨实际上更加苛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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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伊斯兰国的英国恐怖分子、前歌手萨莉·琼斯

三位一体的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也是国际性的威胁。西方某些国家已经开始尝到这些势力滋长的苦果:主张分裂美国国土建立独立黑人伊斯兰国家的势力日益膨胀;伦敦东区被某些势力称作“伦敦斯坦”,而且公然要在大街上推行伊斯兰教法;皈依极端宗教势力的英国军人之女、号称“白寡妇”的萨曼塔·卢思韦特发动2013年肯尼亚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恐怖袭击案;2013年巴黎、伦敦闹市区接连发生极端恐怖分子残杀袭击军人案件;至少1200多名拥有欧洲国家国籍的青年前往叙利亚参加圣战,许多人已经回流欧洲,成为可能在欧洲发起恐怖袭击的隐患;[6]极端宗教势力渗透英国伯明翰等城市中小学教育体系,灌输“圣战”等极端思想,以至于英国反恐部门接手调查处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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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抗议911遗址建清真寺计划

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它就在那里,日益膨胀;面对日益清晰的“三股势力”共同威胁,西方国家是为了某些政客和活动家短视私利而牺牲自己的长期根本利益,还是幡然醒悟,改弦易辙,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合力应对,悉听尊便。即使没有西方国家配合,即使西方国家干扰掣肘,中国自己也有决心、有能力把镇压“三股势力”的斗争进行到底;未知西方社会所谓“精英”之辈,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此远见胆略否?(初稿2014.4.28,修订2014.4.29,仅代表个人意见)

参考文献:

[1]清朝时无论是来自境外伊斯兰社会的旅行者,还是窥伺虚实、伺机侵占的沙俄和英国军官间谍,对南疆社会法制的这一变化都印象深刻。

[2]历史上维吾尔族人口数据,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称1770年代为200277人,1840年代为282619人。——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第10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转引自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7、24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3]这是日本学者新免康考证的。——引自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1、2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4]清代南疆居民没有共同族称,他们分别用所在绿洲的名称来称呼。在喀什噶尔的本地人自称喀什噶尔人,在吐鲁番生活者自称吐鲁番人。在清朝和民国时期,从政府确定政治活动代表名额,到民众社会意识,以及外国探险家的观察,塔兰奇人、刀郎人、罗布人都是与维吾尔族并列的族群。特别是罗布泊地区的罗布人和阿瓦提、巴楚、麦盖提等县的刀郎人,不仅中国主流社会认为“此等回人,以迁徙为常,性与各城有异”,为“回子中别一种”(椿园《西域风土记》),19世纪以来的外国探险家也都发现这两个族群语言、风俗与维吾尔人不同,宗教意识比维吾尔人淡漠许多,其族源与回纥-维吾尔族相差甚远。新中国成立后将刀郎人、塔兰奇人、罗布人均划入维吾尔族,但学术界和社会上至今对此仍有较大争议。

[5]王柯:《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第15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6]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警告,叙利亚内战已经成为渴望参加“圣战”的英国国籍者的“吸铁石”;欧盟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马尔姆斯特伦2014年1月在布鲁塞尔演讲,呼吁各成员国“预先处理”存在的极端主义,称已有1200多名拥有欧洲国籍的人前往战乱地区参加恐怖主义活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泰晤士报》称赴叙利亚参战的英国穆斯林已达700人,其中250人回流伦敦;……——《叙利亚战事殃及欧洲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4月26日,第11版。

[7]英国《每日电讯报》2014年4月以来对此有连续较详细报道。链接:

http://www.telegraph.co.uk/education/educationnews/10767195/July-7-anti-terror-chief-to-oversee-Muslim-schools-infiltration-clai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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