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视野

郭松民 : 把中国建成一个幸福国家

 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01

 

幸福是每一个人都想追求的。

 

然而,幸福难说,难说幸福。

 

为什么?

 

原因就在于幸福既是一种客观状态,又是一种主观状态。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锦衣玉食就是幸福的,否则如何理解林黛玉的痛苦?

 

但我们同样也不能说,一个人只要内心和谐稳定,哪怕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也是幸福的。

 

如果有人反复对你做这样的宣传,那就要怀疑他的动机,因为他很可能是想让你接受贫困的生活,把不合理的秩序合理化。

 

幸福是如此的难以把握,以至于有人干脆就说幸福是不可追求的。

 

叔本华就认为幸福是一种不可能。因为人无非是被欲望驱使,欲望得不到满足,则痛苦,欲望被满足了之后,则无聊;无论如何都与幸福无缘。

 

叔本华的缺点,在于把人的欲望绝对化了,忽视了人可以是有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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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

 

可是,幸福究竟在哪里?如何去追求?向谁去诉求?如何才能敲开幸福的大门?

 

追求幸福,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我们难以给出统一的答案。

 

比如,对于大学生来说,毕业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幸福;对于失恋者而言,能够重获恋人的青睐就是幸福;对于蚁族来说,能够有一套蜗居就是幸福……

 

按照经济学的理解,幸福是一种边际效益在某个特定时刻的最大化满足。这里的“边际”就是增加的部分,“满足”则是一种个人的心理体验。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满足”与否,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甚至不是父母、恋人等这些主体之外至亲至密的客体所能够决定的。

 

政府所能提供的,仅仅是“边际”,既为每个人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好的前提。换言之,政府只能提供幸福构成中的“客观”部分,对于“主观”部分,政府虽然也能够引导,但主要还是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感悟了。

 

一个好的政府,主要体现为能够为自己的国民追求幸福提供一个好的环境与前提。这些前提如果一一罗列起来,可以有很多,包括公平、正义、法治、繁荣、保障等等……

 

但在我看来,追求幸福最重要、最关键的前提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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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理解的平等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是经济上的平等。

 

如果要借用基尼系数这个概念的话,则3.0是可以接受的上限,理想的状态应该是2.5左右,大体上相当于1980年代的水平;

 

然后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权力上的平等;然后是在这些基础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后是繁荣、保障等其他美好的东西。

 

我认为经济上的平等是天然合理的,它来自于这样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是在大自然创造的资源面前人人平等;第二是人的自然禀赋(主要是劳动能力)基本平等。

 

如果财富可以被最终归结为自然资源和劳动的结合,那我就无法理解经济上的不平等。

 

我深信大自然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它在亿万年之前吃力地把森林埋在地下并将其转化为煤炭的时候,绝不是为了让今天的极少数人暴富。

 

从逻辑上说,地球上的资源就应该属于全人类,由这些资源产生出的利益应该在全人类中均分,在暂时做不到这一点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说:一国的资源属于她的全体国民,不能以任何似是而非的理由只惠及一小部分人。

 

承认了这一点,再承认人的劳动能力基本平等这一判断,则经济平等就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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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强,是因为经济上的平等对幸福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综观中国的财富流向,明显呈现出向资本和城市集中的倾向。富的越富,穷的越穷,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张力,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能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人口结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与原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平等方面长期竞争的结果,不如此西方就不能在冷淡中战胜东方;

 

二是作为“中心”国家的西方,可以从同“外围”国家进行的不平等贸易中汲取大量的超额利润。

 

换言之,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是以其他国家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为前提的。

 

这两个因素,都是目前的中国很难仿效的。

 

如此看来,中国政府要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重新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把经济平等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其具体路径为:

 

首先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并依托集体经济从事非农产业,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变目前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的状况,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其次,采取赋予劳动者集体谈判权等手段,在一次分配时就能够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改变劳动和资本收益严重不均等的状况;

 

最后,要通过累进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控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样的举措,虽然不能保证人人幸福,但却可以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追求幸福,创造一个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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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既然在幸福的构成当中,包含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那么,政府在努力为国民追求幸福创造前提的同时,也应该在“主观”方面加以引导。

 

目前中国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在表面上的多元化背后,其实高度一元化。即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国民,都把经济上的成功,作为衡量自己人生成败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消费主义成了真正的主流意识形态。

 

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具有排他性,比如在任何社会中,巨富总归是少数,大部分人就只能陷入到焦虑抑郁的状态之中,无法体味到幸福。

 

其实,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应该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比如,

 

对于学者而言,取得学术成就,应该成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对于公务员来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努力为人民服务,最大限度获得公众认可,才应该是最幸福的事;

 

即便是对于企业家,也应该把产业报国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应该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

 

总之,“经济平等+社会保障+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存在”,庶几使我们可以把中国建成一个幸福国家,而在这其中,经济平等是最重要。

 

没有经济平等,就没有国民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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