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视野

汪晖:在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作者:汪晖  来源:活字文化

听说已经有人把弥漫于我们周围的谩骂、纷争、诽谤和攻击说成是民主的演练,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人将这一切表述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其他什么的,在我看来,这就好像说麦卡锡主义等同于民主实践一样的荒谬。

  在我的记忆中,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动荡,处于极为严峻的政治氛围中,但当时的共识似乎并不是直接介入政治问题,而是力求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不至于让学术研究迅速地转变为另一种政论。八十年代末的经历使得大家意识到那种过度的政治激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小小十年

——《二十一世纪》与《学人》

文/汪晖

  桌头放着两摞刊物,一份是《二十一世纪》,另一份是《学人》。这两份刊物的诞生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风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陆的民间刊物完全消失,曾经辉煌的学术刊物风光不再,即使是《读书》也难以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畅所欲言。

  在《学人》创刊之后,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我们三位编辑(汪晖、陈平原、王守常)为此感到欣慰。两年多以前,一直资助《学人》出版的高筒光义先生的公司破产,日本的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洼田忍教授和高桥信幸教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取了部分资金资助《学人》最后三辑的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考虑到我们三位编辑的工作情况,我们决定暂时中止《学人》的出版。

  过去十年中,《学人》默默地做事,静静地出版,即使出现了有关的报道或者议论,我们也不作回应。这是我们三位编辑人在创刊伊始就相互约定的。现在《学人》的工作告一段落,十年劳作,也许应该说点什么。对于读者、对于关心和帮助过《学人》的朋友们,这是一种交代,一种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的交代。

  《学人》创刊于1991年,但创刊的最初动议则是在1989年的秋冬。那年的12月已经十分寒冷。几位从未谋面的日本朋友从东京来到北京:高桥信幸先生,高筒光义先生的清扫公司的一位女士。在北京和平饭店,我还见到了他们请来帮忙的、当时在复旦大学进修的法律专家黑田先生,此外,时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洼田忍先生也在座。

  当时,伊藤虎丸教授、丸山升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等几位东京的中国学家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建议高筒和高桥(后来日本的朋友戏称他们为“双高”)帮助中国的朋友们。

  他们因此成立了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希望以高筒先生的公司的一些资金为初始基金,再吸引其他公司或机构加入(这一构想似乎并未实现),支持国际学术、特别是中国学术的事业。

  中国学家们向高筒先生、高桥先生介绍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和学者。高桥先生一到北京,按图索骥,与多位学者取得联系。那天与林岗、孙歌两位一道去宾馆见他们,在门口见到陈平原和黄子平正从里面出来,知道他们已经与日本朋友见了面,但并不知道谈了些什么。

  进到屋内,寒暄之后,高桥先生便介绍他们的来意,说是日本的一些朋友非常关心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希望能够做点事情,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的民间交往。他们打算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办一所民办的大学,所以特别请了法律方面的专家黑田先生一道来北京。

  在当时的灰色氛围中,这些话听起来与其说是鼓舞,莫如说像天方夜谭。我直率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又建议说,能否请他们资助出版一份学术性刊物?即使这个保守的建议,据我所知,北京的朋友们也是不相信能够实现的。高桥先生未置可否,但两年以后再见高桥和高筒两位先生时,他们对我说,这项建议让他们深受鼓舞。办大学的事,果然在接触有关方面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那么,为什么在1989年的那个冬天,我和朋友们会建议出版刊物呢?这也不是一时的想法。就在这些日本朋友来北京之前的一个月,一些朋友凑了一点午饭钱,委托《读书》杂志召集了那个秋冬的一次知识分子聚会,希望能够重整旗鼓,做点严肃的学术工作,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总结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历的过程和失败。

  我记得会上两种意见较为突出,一种是消极的,觉得在政治状况没有改变之前,知识界不可能有所作为;另一种意见较为积极,觉得即使无法直接讨论我们当下的问题,也应该坚持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

  在那次会上,我引用了韦伯(MaxWeber)《作为学术的志业》(WissenschaftalsBeruf)中的话,试图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某种伦理的基础。这些想法在与靳大成、陈燕谷等几位朋友的私下讨论中已经成为共识,即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也不应该放弃学术研究,而当务之急,则是对近代思想和学术加以整理和检讨,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反省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遭遇的挫折。

  1991年的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邀集了一些朋友在北京大学勺园聚会,议题是学术史问题,实际是首次向朋友们通告出版《学人》的计划。除了我们三位编辑人之外,我记得有梁治平、钱文忠、葛兆光、刘东、阎步克、陈燕谷、靳大成、雷颐、王炜、洼田忍等,庞朴先生也在座。

  一个刊物能够做好,关键还是刊物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的能力。

  在勺园聚会之前,一些朋友已经开始了学术史方面的工作,我自己的精力则更多地集中于近代思想史方面。所以,当陈平原建议那次讨论会以学术史、学术规范等作为议题的时候,守常和我都同意,周围的朋友也赞成,虽然我心里知道每一个人对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进入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学术史研究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为什么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许多学者会对这样一个似乎远离政治问题的领域感兴趣呢?为什么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愿意就这一其实难以清晰地加以界定的领域发表各自的看法呢?回想起来,有几个原因。

  第一,八十年代末之后知识界对于这场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其基本的趋向与《二十一世纪》正在展开的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许多学者认为这场社会运动在方式上不够成熟,这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思潮的特点有所联系。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学术史似乎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提供了一种讨论相关问题的空间。

  第二,从当时大陆的客观条件来说,即使那些最为关心直接的政治问题的学者也不可能发表政论性的文章,这一点与《二十一世纪》的情形极为不同。人们必须找到相对安全的学术空间,借以展开自己的思考。

  第三,在我看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上述两个方面与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存在内在的关系。在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并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转化为一种立身处世的方式。这一际遇恰恰与学者们的反思相吻合。学术的专业化就成为这一方式的表达。

  在我的记忆中,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动荡,处于极为严峻的政治氛围中,但当时的共识似乎并不是直接介入政治问题,而是力求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不至于让学术研究迅速地转变为另一种政论。八十年代末的经历使得大家意识到那种过度的政治激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学人》从一开始就以学术史和学术规范作为自己的议题是与上述思考有关的。学术与政治无法分割,但即使是讨论政治或其他急迫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严肃认真的研究。或者说,问题越是迫切,也就越是需要认真的、独立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学人》坚持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是必要的。但学术的意义并不取决于通过学者的自我界定,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学者本身的素养、视野和判断力。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就是这些素养、视野、判断力的体现。

  然而,在当时这些想法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暧昧的知识情境,即既要以学术的方式介入历史和社会,又要以“学术的(而非“政治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学术史、学术规范成为一时间的话题是隐含了某种政治性的,但恰恰在它成为话题的过程中,隐含其中的那种微妙的政治思考似乎逐渐地消失了。

  重新反思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这一有关学术史的讨论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学人》在这方面的实践为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果考虑到当初的出发点,不能不承认那时的思考本身存在着模糊的或不清晰的方面。

  仅仅依赖学术方式的转变并不能保障我们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思想视野,有时候所谓纯学术研究也会堕入另一种随波逐流。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有关学术史、学术规范的讨论为学术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提供了口号和示范,但通过这些讨论来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实践的动机却日渐地被掩盖起来。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学人》的内容比较广阔,学术史研究仅仅是其中一项。除了15卷、约800万字的论文之外,《学人》最大的成绩是:在一个郁闷和压抑的时期里,它为许多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了空间,也为这一代学人的成长提供了园地。

  我自己没有能力估价《学人》在学术上的贡献,但有一点还是清楚的,这里的绝大部分成果与媒体中的时论形成了重要的对比。今天活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若干领域的学者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学人》的作者和朋友。就我个人而言,八十年代末之后的思考和研究与《学人》的编辑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年过去了,《学人》的使命也告一段落。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或者年轻的一代,还会重新开始《学人》的事业。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化,当年的知识界也发生了难以挽回的分化。这就是历史,是我们自己经历的、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历史。

  我偶尔想起当年的情景,心情是复杂的。在一个危机和压抑的时代里,人们相互之间保留着的尊重和理解、执着和坚毅是让人感动的。倡导对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倡导尊重基本的学术规范,这曾经成为一时之间大陆人文学术界的重要话题。

  如果对照今日的实践,对照近日“媒体学者”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实践,那些在一个特殊时期支撑学人们立身处世的原则既显得珍贵,又何其脆弱!将所有这一切归咎于环境的专制是容易的,但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更为压抑的时期,学人们反而能够表现出更多的自律、宽容和使命感,

  更多的对于学术和思想事业本身的尊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和知识实践密切相关的,它应该能够落实为一种工作的伦理,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大话,这是《学人》创刊伊始的初衷。

  听说已经有人把弥漫于我们周围的谩骂、纷争、诽谤和攻击说成是民主的演练,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人将这一切表述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其他什么的,在我看来,这就好像说麦卡锡主义等同于民主实践一样的荒谬。

  中国社会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进步,学术的事业有了一点发展,但一种认真讨论问题的氛围、一种以学术的研究来介入社会问题的方式却并没有真正养成。我把这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一种深入我们学术共同体的骨髓之中的失败。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可以为这种失败辩护。

  但是,把所谓“知识界”的纷争看作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全部是不真实的。媒体制造的狂欢仅仅是一种幻象,几个人的表演也代表不了中国的知识界。我自己孤陋寡闻,但仍然能够看到为数不多却也不能说太少的朋友和学者的坚韧努力,看到他们在默默的研究和思考中呈现出的力量。

  与媒体中的各种喧嚣相比,这些沉默的努力看起来是微弱的。但是,有时候沉默是必要的,有时候孤立地探究是必要的。最为重要的是,即使面对误解甚至攻击也毫不动摇地进行探索。这是学者的使命,也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一些文章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但今天有谁能够完全否定那些独立的探索者的工作?回顾过去十年的讨论,留给我们最深记忆的文章就包括了那些备受攻击的文字,这些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示出的历史预见正在为许多人所理解。

  同样,回顾过去十年的学术成果,能够重新引起我们注意的许多作品恰恰是那些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却未必引起轰动的研究(我并非说引起轰动的作品就不是非常好的研究),这再一次说明学术工作对于持续探索和积累的需求。所有这一切多少让我觉得《学人》做过的工作没有白费。这份刊物创刊时代的那种认真和热诚,值得我和我的朋友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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